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跨國公司之所以頻繁采用商業賄賂的手段，是中國的商業環境造成的。跨國公司要在商業規則尚不完善的中國取得成功，就必須放下原來的紳士風度來適應中國的潛規則。南橘北枳的典故在解釋此類事件時被頻繁引用。實際上，這是一個需要被澄清的誤解。

   美國人金伯利·A·艾略特在《腐敗與全球經濟》一書中說，“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無論是所謂民主國家，還是專制國家，腐敗幾乎無處不在。”前世界銀行行長詹姆斯·沃爾芬森也指出，丑聞與欺詐行為不僅在第三世界國家層出不窮，在老牌工業化國家也在擴大。與政府權力結合從而獲利似乎是資本的天性。在美國，大型企業與政府、政黨、議會之間保持了隱晦但緊密的關聯；同時，為了尋求一種相對公平的市場環境，公司和政府都會制定嚴格的規則，來抑制彼此這種互相吸引的天性。在西方世界，這些企業被關在了法律和規則編織的籠子里。然而，在規則尚不完善的發展中國家，這些企業被從籠子里放了出來。這就是商業賄賂事件在中國頻繁發生的原因。

   沒有哪家公司天然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明確這一點并非要煽動民族主義并撇清責任，而是為了更有針對性地解決問題。對于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商業賄賂行為，合理的說法應當是，我們確實提供了培育商業賄賂的土壤，但種子卻是跨國公司自帶的。那么在治理跨國公司商業賄賂這個問題上，我們就有必要雙管齊下：既要解決跨國公司自身的問題，也要解決中國商業環境的問題。

   很多跨國公司都聲稱他們有嚴格的行為業務準則，來避免商業賄賂事件發生。確實如此。但他們的制度大多是全球性的，換句話說是 “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這樣的制度在商業規則不完善的國家很容易顯示出它天真的一面。我們不能要求規則盡善盡美，但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制定相關守則的時候是否應該有所區別？此外，事實已經證明，有些跨國公司是有意忽略這種區別，以便于為國外公司提供更大的運作 “空間”，這樣的做法當然更需要跨國公司深度反省。

   而作為土壤提供者的中國，不避諱地說，本土公司的商業賄賂行為遠甚于跨國公司。官商合流一直是很多中國商人奉為經典的行為方式，而我們的法律并未有效遏制這些行為。很多商業賄賂都是因為受賄的官員被檢舉從而浮出水面，從企業下手進行的商業賄賂調查其實并不多。這說明了我們在對企業監管的制度和力度上都還有很大改進余地。在商業賄賂這個問題上，不僅要針對跨國公司，也要針對本土企業，這樣才能營造一個公平而令人信服的市場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