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的多名執法者表示，傳銷活動新變種的涌現，給打擊工作帶來了多重難題。

　　首先是“發現難”。當前普遍采用的“資本運作”模式，一般不限制人身自由，骨干人員上門進行洗腦，一般也不擾民。一位辦案民警說，這些人和正常居民一樣生活和出入，無疑增加了發現的難度。

　　“取證難”是困擾打擊傳銷工作開展的另一難題。陳明奎說，即使端掉了窩點，抓獲了傳銷人員，但對被“洗腦”后思想完全僵化的傳銷人員，辦案人員無法與之正常交流。而且，傳銷多以誘騙親友為主，案發后大多數人不愿指證親人。

　　作為一種涉眾型經濟犯罪，傳銷取證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財力物力，而基層警力匱乏也影響到工作開展。

　　如合肥市濱湖派出所，警力僅為14人。6月下旬，一個擁有300人的非法傳銷組織，在該所管轄區域的不同小區租賃了80余套住房。經舉報，民警對涉事小區萬余套住房摸排調查，繁重的工作量、有限的警力，嚴重制約了打擊工作的順利進行。

　　雖然我國法律已明確規定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是一種犯罪行為，但“定罪難”始終困擾著辦案人員。

　　陳明奎說，涉嫌組織、領導的傳銷活動人員在30人以上且層級在3級以上，才對組織者、領導者予以立案追訴。但實際操作中，這兩個條件很難界定和實現。

　　而對一般的傳銷參與人員，只能是說服、教育和遣散，不能抓捕和拘留。遣散之后，發財“夢想”又會將這些人重新積聚起來，形成“驅而不散、遣而不走”的惡性循環。

　　本刊記者調研發現，還有一些地方政府對傳銷危險性重視不夠，認識不足；相關部門對其態度已由厭惡到無可奈何，直至麻木逃避等情況，也是目前打擊傳銷工作中面臨的問題。

如何“道高一丈”

因其高危害，傳銷活動已成“過街老鼠”。與執法部門的打擊相應，網絡上的反傳銷呼聲也是一浪高過一浪。 

傳銷的新變種以及打擊傳銷的嚴峻形勢，許多網友也是有目共睹，并紛紛表現出激憤之情，“為什么不能像重慶打黑一樣將傳銷一網打盡呢”、“片警發現這些大批聚集的無業游民要嚴打”…… 

然而，在這些義憤之辭中，很難找到具體有效的打擊措施建議。 

針對當前打擊傳銷工作面臨的難題，受訪的基層公安機關和工商部門人士均呼吁，國家有關方面應盡快建立全國性合作執法機制，以傳銷本罪治罪，追根溯源瓦解傳銷組織，同時加大出租房屋監管力度，以標本兼治打擊傳銷，依法鏟除傳銷滋生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