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1月21日下午4點左右，霸州市公安局城北派出所在幫助求助群眾尋找陷入傳銷組織的親屬時，遭到傳銷組織人員圍攻，多名民警和巡防隊員受傷。霸州市公安局果斷調集警力處置，將14名涉嫌妨害公務的人員刑事拘留。

　　傳銷猛于虎。在法治理念成為人們共識的今天，傳銷人員竟敢在光天化日下公然襲警，足以窺見傳銷亂象之惡、打擊傳銷之任重道遠。值得警惕的是，類似惡性事件已經不是第一起：2014年7月4日晚，四川廣元市城區發生一起涉嫌傳銷人員砍傷民警事件，造成3名民警受傷。

　　作奸犯科，罪當其咎。傳銷之禍，在于其與傳統經濟犯罪相比，具有組織封閉性、交易隱蔽性、人員分散性等新特點。傳銷當然不是為了推銷產品，不過是非法集資的幌子罷了，它以高額回報為誘餌，對傳銷人員實施人身和精神雙重控制，是公認的“經濟邪教”。這些年，因身陷傳銷而家破人亡的案例不勝枚舉。譬如曾經坐了11年冤獄的河南商丘農民趙作海，在獲得國家賠償后也被騙至寧夏搞傳銷，導致十幾萬元國家賠償款打了水漂。

　　近年來，國家對傳銷的打擊從無手軟。國務院出臺過《禁止傳銷條例》，此外，為了更有效地打擊傳銷違法犯罪活動，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2009年表決通過的刑法修正案(七)還專門增設了“組織領導傳銷罪”。從執法實踐來看，從廣西到寧夏，各地打擊非法傳銷的力度也不弱。譬如2014年11月7日，僅一個上午的時間，寧夏公安機關就查獲了1000多名傳銷人員。

　　那么，傳銷為何還是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甚至在少數地方死灰復燃?

　　這個問題還是需要從三個方面考量：一是傳銷手段也在“轉型升級”。從當年的傳物傳人，到后來的傳概念傳工程，再到眼下的以網絡平臺為支撐的“電商傳銷”，傳銷也依托網銀、朋友圈等技術，完成了更隱蔽的“忽悠改造”，群眾稍不留心，就可能把陷阱當成了餡餅。二是傳銷打擊還是單兵突進，缺乏組合拳、未能形成合力。譬如《禁止傳銷條例》規定，為傳銷行為提供經營場所、培訓場所、貨源、保管、倉儲等條件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責令停止違法行為，沒收違法所得，處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的罰款。但在現實中，有多少地方工商等部門罰沒過為傳銷提供立身之地的“房東”呢?三是既有法律亟待轉身，不然，批捕率低、判決率低，直接影響公安部門的打擊傳銷工作。譬如目前法律要求的組織領導傳銷罪定罪證據標準須提供30份筆錄，這在實際工作中基本很難達到，因為傳銷人員也會研究應對法律的手段而創新組織方式。此外，少數地方對傳銷組織睜眼閉眼，不外乎指望其刺激地方第三產業的發展，這種思維也是傳銷組織經年累月集聚在一些欠發達地區的根源。

　　打擊傳銷，須從共識升格為共同作為。警方重拳固然不可或缺，但成百上千傳銷人員爆發惡性公共事件，也應倒查背后的權力失責與不作為，以喚起全社會合力打擊傳銷，讓這一禍害百姓的違法現象沒有容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