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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窗口 2008年12月底，山東聊城市公安局東昌府區分局經偵大隊到上海，以組織傳銷、涉嫌非法經營罪為由將上海吉安達保健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常豐和妻子陳亞娟（負責財務銷售）抓走。隨后又將公司資金657萬元及股東家庭存款243萬元總共900萬元，劃轉至該分局警員個人銀行卡上。劃走的當天，王常豐和妻子陳亞娟被取保。此后，案件一直沒有進展。
2017年下半年，時隔9年后，認為自己的銷售模式不是傳銷犯罪，陳亞娟向聊城市東昌府區公安分局遞交了國家賠償申請書，聊城市公安局東昌府區分局、聊城市中級人民法院均不予受理。2020年2月29日，山東省高院作出決定，要求聊城中院受理陳亞娟提出的國家賠償案。
與此同時，這樁9年無進展的傳銷案也被國家賠償申請重新“激活”。2019年9月23日，東昌府區公安分局將王常豐移送審查起訴，2020年5月，王常豐被訴構成非法經營罪。
8月21日上午，上游新聞（報料微信號：shangyounews）記者從聊城東昌府區人民法院獲悉，該院當天上午已經召開了該案庭前會議。
上海企業家涉嫌組織傳銷被劃走900萬元
成立于1994年的上海吉安達保健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為王常豐，公司主要經營家用清潔護理系列產品。上海月坤實業有限公司，是吉安達公司附屬的銷售公司，股東為王常豐、陳亞娟（王的愛人）。
2008年12月底，山東聊城市公安局東昌府區分局經偵大隊警員帶隊到上海，以組織傳銷、涉嫌非法經營罪為由，把王常豐和妻子陳亞娟抓到聊城，并帶走了上海月坤實業有限公司的兩臺互聯網服務器。
2009年1月14日，東昌府分局一位副局長帶隊押著陳亞娟回滬，將公司資金657萬元及股東家庭存款243萬元總共900萬元，劃轉至該分局馮振宇、王美義兩警員個人銀行卡的賬戶上。
▲2009年1月，東昌府區公安分局將王常豐、陳亞娟公司資金657萬元及股東家庭存款共900萬元，劃轉至該分局兩警員個人銀行卡的賬戶上 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王常豐的女兒告訴上游新聞記者，劃款前該分局執法的警員沒有向其父母和自己出示執行文書，劃款之后也沒有提供任何收據憑證。同日，王常豐和陳亞娟辦理取保候審。
上游新聞記者獲得的上海吉安達保健品有限公司《市場營銷情況介紹》顯示，該公司注冊在上海市奉賢區奉城鎮，成立于1994年。是一家員工兩百余人、產值三千萬元的中等規模工業企業。初期是將絲瓜絡加工成初級產品出口，后來形成家用清潔護理系列產品，并逐漸推向全國。吉安達品牌的多款產品曾進入家樂福、沃爾瑪、麥德龍等許多賣場，還曾出口到美洲和東南亞。
2006年，公司開始摸索市場轉型方式，轉為自主開發市場。產品銷售面向經銷商，進行批發銷售，公司要求經銷商具備相應的營業執照，首次訂貨金額不少于4000元，根據訂貨金額的大小，公司確定了不同的折扣率。經銷商可以發展新的經銷商，下級經銷商的業績和上級經銷商進行累計計算，累計業績和折扣率掛鉤，累計業績越高，折扣率越高。從最終的結果來看，訂貨的價格就越便宜。
此外，公司最終按照最優惠的折扣結算費用，因此，在上、下級經銷商之間假如存在折扣差，下級經銷商訂貨價格就會高于公司實際結算價格，公司將由此產生的差額作為獎勵發放給上級經銷商。但上、下級經銷商并不總是存在折扣差，不存在折扣差時，發展新的經銷商并不會使上級拿到獎勵。
吉安達公司的部分產品存在專利證書，且質量經過了合格檢驗，大多數經銷商和消費者拿到貨后均反映產品質量好，許多經銷商至今仍然在吉安達公司訂購貨物。
9年不撤案申請國家賠償 山東高院指令聊城中院受理
2017年下半年，王常豐和陳亞娟得知“兩高一部”在2013年有個司法解釋，認為自己是正常的經營，沒有騙取財物，不屬于傳銷犯罪，遂向公安部舉報中心寄送了實名舉報材料。2017年12月11日，陳亞娟、上海月坤實業有限公司分別向山東省聊城市東昌府區公安分局提交國家賠償申請書。
陳亞娟和上海月坤實業有限公司認為，900萬元被劃走后，案件一直沒有進展，并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常豐已于2010年1月1日被解除取保候審，案件9年沒有結果，東昌府區公安分局應該將900萬元退還給他們。
2018年2月7日，聊城市公安局東昌府分局以案件仍在偵查為由，不予受理國家賠償。2018年4月17日，聊城市公安局復議維持不予賠償決定。
隨后，陳亞娟和上海月坤實業有限公司向聊城市中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申請作出賠償決定。2018年5月29日，聊城市中級人民法院決定不予受理，其中提到案件已于2018年5月21日從公安移送到檢察院。
▲ 2020年2月29日，山東省高院撤銷聊城市中級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案件決定；指令聊城市中級人民法院予以受理。 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陳亞娟和上海月坤實業有限公司不服聊城中院作出的決定，申訴至山東省高院。2020年2月29日，山東省高院認為，聊城市公安局東昌府分局于2010年1月1日解除陳亞娟的取保候審措施，陳亞娟于2017年12月24日提出國家賠償申請，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刑事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應當進行賠償的規定。聊城市公安局東昌府分局未向本院賠償委員會提供充分證據證明案件尚未終止追究刑事責任。山東高院撤銷聊城市中級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案件決定；指令聊城市中級人民法院予以受理。
2020年6月17日，聊城中院認為關聯案件王常豐涉嫌非法經營一案正在審理，尚未終結，決定中止審理國家賠償一案。
提起國家賠償后 案件被激活移送審查起訴
聊城中院所指的王常豐涉嫌非法經營一案，東昌府區人民法院確實正在審理。陳亞娟申請國家賠償后，2019年9月23日，東昌府區公安分局將王常豐和陳亞娟向東昌府區檢察院移送審查起訴，罪名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2019年10月23日被檢察院退回補充偵查。2020年5月15日重新報送審查起訴，罪名改為非法經營罪，并將陳亞娟撤回起訴。
今年5月28日，案件起訴至東昌府區法院。東昌府區檢察院認為，2007年至2008年，王常豐以推銷毛巾為名，引誘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從而達到騙取財物的目的，構成非法經營罪。
▲8月21日，東昌府區人民法院召開王常豐非法經營案庭前會議。 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8月21日上午，東昌府區人民法院召開該案庭前會議。此前，王常豐的代理律師王殿學向法院提交了召開庭前會議申請、管轄權異議申請和排除非法證據申請、重新鑒定等六份申請。
8月21日上午，王常豐的代理律師王殿學向法庭了提交一份新的重新鑒定申請，補充提到了價格鑒定中的市場調查地高陽福利織染公司和高陽縣的一些情況，指出以該公司的說明作為鑒定價格的依據極其不合理；另外增加了一些調取證據的申請，申請調取內容包括四項，一是2008年扣押封存的吉安達公司毛巾產品；二是調取作為鑒定價格依據的高陽公司產品及成本價格說明；三是調取2009年王常豐、陳亞娟根據辦案人員要求劃轉至東昌府分局馮振宇、王美義兩警員個人銀行卡的賬戶上900萬元的去向說明；四是調取王常豐本人傳喚不到案的證據材料及沒收取保候審保證金五萬元的送達回執。此外，代理律師還向法庭提交了一系列新的證據，以說明涉案的超細纖維毛巾并非道具產品，在案發當時屬于科技含量較高、市場上尚未普及的產品，成本偏高。
超細纖維毛巾是不是傳銷道具產品
上游新聞記者從王常豐的女兒處了解到，偵查機關認定吉安達公司的產品屬于傳銷中的“道具商品”，理由是其價格為鑒定價格的六倍左右，價格虛高。根據王常豐女兒的介紹，這份價格鑒定做出來后并未通知其父親，其父親了解后認為不能接受。這份價格鑒定是由鑒定人員前往河北高陽縣福利織染服裝公司調查，經過該公司人員協助對毛巾進行稱重分析后得出來的價格。
王常豐女兒認為，毛巾從原料到印染、加工、銷售，中間存在多個環節，而且原料的質地不同、生產地區不同，也會影響成本大小，僅用重量一項指標來衡量價格，讓人難以接受。
“我父親生產的毛巾不可能是道具，我們有專利證書和質量檢驗合格證書，使用的多種原料也是高端產品。我們給經銷商的返利，其實是我們自己的利益，我們的利潤只是銷售價格的13%左右。我們絕對不存在騙取財物的情況。”王常豐的女兒向上游新聞介紹。
據了解，河北高陽縣是中國最大的紡織基地，經過網絡查詢，河北這家福利織染服裝公司是河北省民政廳直屬的福利企業。從網站介紹來看，這家公司生產的產品并不包括超細纖維毛巾。值得關注的是，今年7月16日晚8時,央視財經頻道3.15晚會曝光高陽毛巾和紗線質量問題。
8月21日，上游新聞記者聯系了東昌府區公安分局經偵大隊該案偵辦人，其表示個人不接受采訪。隨后記者致電經偵大隊負責人，并給其發送信息，截止發稿時未獲回復。
法學專家：案件辦理程序違反法律規定，經營型傳銷不構成非法經營罪
8月21日，上游新聞記者從最高檢官方網站上查詢到2013年發布的《“兩高一部”關于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該意見第五條關于“團隊計酬”行為的處理問題顯示，傳銷活動的組織者或者領導者通過發展人員，要求傳銷活動的被發展人員發展其他人員加入，形成上下線關系，并以下線的銷售業績為依據計算和給付上線報酬，牟取非法利益的，是“團隊計酬”式傳銷活動。以銷售商品為目的、以銷售業績為計酬依據的單純的“團隊計酬”式傳銷活動，不作為犯罪處理。形式上采取“團隊計酬”方式，但實質上屬于“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的傳銷活動，應當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的規定，以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定罪處罰。
今年8月，王常豐和代理律師邀請多名法學專家，對該案件進行了專家論證，與會專家在對案卷材料進行認真研讀并聽取了辯護律師的案情介紹后一致認為：在《刑法修正案（七）》增設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后，相關司法解釋對經營型傳銷做了除罪化的處理；根據“從舊兼從輕”的原則，對發生在《刑法修正案（七）》之前的傳銷行為以非法經營罪進行處理的前提在于相關行為屬于詐騙型傳銷，滿足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構成要件，否則不得作為犯罪處理。
結合律師提供的證據材料，從計酬依據、經營目的和商品價值三個方面來看，吉安達公司從事的銷售活動，屬于以銷售商品為目的、以銷售業績為計酬依據的商業活動。就經銷商的獲利情況而言，雖然表面形式上帶有發展人員數量的成分，但決定性的計酬根據仍然是銷售業績。就經營目的而言，吉安達公司的銷售模式不是為了發展人頭，而是為了擴大商品銷售額。就商品價值而言，涉案產品不是毫無價值的“道具商品”，產品成本有合理說明，其與利潤的差額在商業活動中尚屬正常，消費者能夠獲得切實的利益。因此，本案屬于團隊計酬式的經營型傳銷，不符合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所要求的“騙取財物”的詐騙型傳銷，不得作為非法經營罪處理。
專家還認為，2017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辦理經濟犯罪案件的若干規定》第25條規定，“在偵查過程中,公安機關發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及時撤銷案件：（一）對犯罪嫌疑人解除強制措施之日起十二個月以內，仍然不能移送審查 起訴或者依法作其他處理的；……有前款第一項、第二項情形,但是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需要進一步偵查的,經省級以上公安機關負責人批準,可以不撤銷案件,繼續偵查。”當時有效的2005年《公安機關辦理經濟犯罪案件的若干規定》第14條則規定，“經立案偵查，對犯罪嫌疑人解除強制措施后十二個月，仍不能移送審查起訴或依法作其他處理的，公安機關應當撤銷案件。”
與會專家認為，偵查機關原本應當適用該條規定，對被告人撤銷案件，目前案件處理情況嚴重違反法定程序，建議審理機關認真考慮、糾正偵查機關的程序違法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