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天是一個緩慢的過程，經歷過“七天”過程之后的大家，有可能真的傻了，對一個人，接受了一個群體，一種思維方式，背后接受的是情感，是生活，是價值觀與認同。當接受后，并在認為這是自己的歷史使命與人生機遇結合的復雜的感情中會不斷的強化這個思維方式。

當知識成為一種信仰，知識本身便是可怕的

在中國，對知識抱有一種宗教般的感情幾乎是歷史慣性給我們的賦予。即使在今天如此發達的市場經濟中，研究生都已經成為白菜價的時代，知識的神秘性神圣性卻依舊沒有消失。

對于多數人而言，學生時代的結束便代表系統接觸某一門類知識的結束，文理分科的開始代表對另一些知識徹底喪失掉認真了解的可能。

在傳銷中，他們融合了現代管理，基本的經濟理論，法律，心理學，管理學，金融理論等現代知識，從這個視角了解世界對多數人而言是從沒有過的，或許可以稱之為“神”的視角。對于一個中學畢業即開始打工的人，面對一個人居高臨下的講一個小時的經濟學無疑是件充滿激情的事情。

揠苗助長是古代的一個成語，對于沒有認真接觸過基礎理論教育的人，用很短的時間以虔誠的心情去接受一門現代金融學的視角，這個視角必然是沒有自己的理性支撐的，當他們開始給你講課的時候，容易發現他們的眼神視角都有著明顯變化，仿佛人變了一樣。

如他們常說，以前對經濟的了解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今天他們的生意是虛擬經濟，你必須換一個視角去理解，要有高度，要不怎么能理解呢。

對知識的組織并應用到生活是思維方式的體現，當應用對不完備的、想象出來的知識來理解現實那會是什么樣子，康德在那個時代就已經在探索知識的真偽以及是否能認知，而今天多數人依然是在重復中去相信知識，姑且稱為一個群體的“常識”。

國家的視角？

合肥是個奇怪的城市，正如今天很多的城市一樣是急速城市化過程中的產物，在急速的城市化過程中會出現鬼城，地鐵，大機場，可是對于多數來自一個小地方的人而言，這里跟想象的省會不一樣，省會應該很多人，這里沒有人，遍地的房子，沒有售樓處等等。這些都是非常奇怪的，這是難以理解的。

神秘是最好的嬌容，好奇是一種動力，讓人繼續這個七天的旅程的動力。

于是他們說國家在這里審批地鐵是要把合肥打造成一線城市，全國28個城市獲得了地鐵的審批，難道要有28個一線城市，各個城市紛紛建新的基礎設施，城市化的迅速與傳統認識經驗的不兼容導致了對于合肥城市化的過度解讀，合肥被披上了一個國家的合法性的外衣，仿佛這里就是明日的首都。他們不斷的說領導人的講話，如1998年5月12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從新加坡引入這個行業，這一年總理出席的行動網上可以查到http://www.people.com.cn/item/ldhd/lilanq/1998/huiyi.html，可以看出那時候總理在北京，而不應該在新加坡。他們說這個生意是某領導人的某秘書從南寧把人運來的，他們說這個生意是國家某前副總理直接管理，而該總理早已“裸退”多年，當一個事情不斷重復的時候，我們便不再查證，它就成為稀有的“常識”。他們不斷用各種解讀將合肥與國家建立聯系，讓這個行業能夠黏上合法性的外衣。

他們具體的與國家關聯的視角有三個。

第一是他們統一用的聯通的卡，因為他們認為打電話時通過衛星，而移動租用了國外的衛星，為了防止被國外監聽，他們堅信自己是民族品牌的捍衛者（民族的認同），他們選擇完全國有的聯通（完全國有是什么概念？），這樣，國外的人就不能監聽，并且聯通給他們開了集團網，這是中央審批的，并且專門給他們優惠，如送短信送流量，可是聯通本來就是便宜，各種優惠，又不是只給他們送，集團網這個如何操作，聯通的市場部自然會給運作好，畢竟是在中國，只要你控制分寸不鬧事，一般是沒人管你的。

第二是用的工商銀行，因為這個銀行有代扣個人所得稅的權利，只有四大國有銀行有，其他銀行沒有（我查到的是根據我國稅法，工資薪金的發放人（單位）為個稅扣繳義務人，因此由你所在單位負責代扣代繳。銀行只是受托轉賬發放工資而已，屬于銀行的代理業務，沒有代扣所得稅的義務），并且他們每天大規模資金流動銀監會肯定會查，并且仔細查一下他們對于金額數目的說法是與法律上不一致的，事實上中國現在經濟聯系這么頻繁，能有多少人力對每一筆交易都進行審查，這也是中國國情，任何事情走正規程序的成本都是極高的。

第三就是他們會來租本地人的房子，拉動當地經濟的發展，給當地帶來人氣，促進合肥的發展，并且能給合肥提供大量稅收，他們說他們的生意是合肥的支柱產業，這個可以用正常的邏輯去想想，即使他們有三十萬人，他們成為六百萬人口合肥的支柱產業，合肥人都在打醬油么，倒是他們每天互相走訪，可是卻沒有任何實體。

自圓其說的邏輯——以“傳銷”為例

傳銷是不好的，這大家都知道，他們也知道。他們是怎么解釋的呢。他們說他們的生意是通過宏觀調控的方式來監管的，所謂的宏觀調控是從業人數多的時候，政府抓一抓，管一管，然后在電視上多報道，說傳銷的壞處，今天這篇文章在他們眼里也是政府的宏觀調控。

因為他們的生意不是人人能做，有各種限制，不讓本地人做，他們的解讀是本地人的錢投入到合肥相當于合肥的錢本來就在合肥，是不產生什么作用的，而他們的錢屬于外資，能對合肥的發展帶來自己的作用，試想，合肥人的錢投資在合肥就不增值，而你外省人的錢投資才增值么？（不還是因為外省人本省沒有朋友，相對環境容易封閉，這樣更容易認同集體）。不讓低于22歲的做，不讓大于50歲的做，不讓少數民族做，顯得非常正規，仿佛他們有著嚴格的挑選條件，如果一群大學生都不上學了去做這事情是一件有政治風險的事情，對于年齡大的人身體不好，對少數民族而言，還是政治太敏感，這樣他們粗糙的試圖塑造了一個完美的群體認同，也不能告訴別人自己多掙錢，這樣大家都來做那怎么辦，他們是這么想的。政府為了不讓大家都來，為了保護這個行業的發展做就給他們扣上傳銷的帽子，只讓有膽有識別能力的人來做，因為他們都是人才，對的，這就是“人才”。

所以當說他們是傳銷，他們其實蠻自豪的。如果一個人沒有這種自信，不會拋家舍業在個外省去過苦行僧的生活。他們說，小區里的橫幅“自覺抵制傳銷，歡迎舉報”是紅底黃字的，能讓人想起五星紅旗，這顯然背后有國家支持，并且沒有舉報電話，那舉報給誰，并且對其中部分政府建筑過度解讀，而上網一搜很容易的搜出舉報電話，這種自我的解讀著實讓人驚異。

意識形態的運作過程

這個是主要要說的，這個行業本身浸透著對人性的深刻洞悉。如果沒有親身經歷加強版的傳銷真的很難理解，全家十幾口人都去參與，各種階層的人，可能幾百萬人，十幾年的時間，嚴守著秘密與自己的組織紀律，深刻的認同自己的集體，是一個多么復雜的意識形態運作，我們以前把它想的離生活太遠，也把它想的太簡單。